□文/吴长龄
青年冯友兰 （图源网络）
冯友兰，作为20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杰出代表和享有盛誉的大师之一，其著作《中国哲学史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。他出生于1895年，于1990年离世。冯先生的一生，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苦难与奋斗，他的经历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冯友兰与妻子任载坤共育有两子两女。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时期，他们的子女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。长子冯钟辽是西南联大的优秀毕业生，曾前往缅甸为抗日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担任翻译，是一位杰出的电机设计专家。次子冯钟越于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动力系毕业，后来担任航空工业部在陕西的一个重要研究所的所长，不幸英年早逝。长女在京城担任中学教师，表现卓越。小女儿则是活跃于文坛的著名作家宗璞女士，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2005年，以77岁高龄，凭借作品《东藏记》荣获茅盾文学奖。
这样一个大家族令人钦羡，他们的家风家教有何秘诀？笔者带着浓厚的兴趣翻阅了冯老先生的传记和宗璞的散文、随笔、回忆录，以及冯友兰生前同事、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，从中摘取几则有趣味、有深度、有韵味的故事，与读者朋友们共同品味、欣赏、分享。
一、冯友兰曾讲，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：指他的母亲、妻子、小女儿。他用4句“顺口溜”，感恩3女性，言简意赅，堪称经典。
1982年春天，冯友兰受邀赴美讲学。此时他已87岁高龄，学校派她女儿宗璞陪同照料。在机场候机时，冯老心情舒畅、状态极佳，即兴赋诗一首——
早岁读书赖慈母,
中年事业有贤妻。
晚来又得女儿孝，
扶我云天万里飞。
这首诗简洁明了，情感真挚。冯友兰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始终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少年时期，母亲的悉心教导使他成为了一个勤奋好学的人，从河南的农村地区成功考入京城的顶尖学府。步入中年，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。家庭生活和谐美满，妻子任载坤通晓诗书，知书达理，在辅助丈夫事业和教育子女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。再到后来，1977年妻子病故，冯友兰的生活起居由小女儿宗璞管理，他能够专心致志，以顽强毅力撰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直接得益于他这个特别孝顺的小女儿。宗璞兼任秘书、管家、门卫、医生护士、通讯员等职，她自己还写长篇小说。
冯友兰曾言，他的一生受益于三位女性，一位是他的母亲，一位是他的妻子，还有一位则是他的小女儿宗璞。
从诗歌中我们能直接感受到，学问越深、事业成就越大的人，越懂得感恩，越珍视对母亲、妻子、孩子的爱，以及对祖国的热爱。
这样的男性值得我们点赞，这样的先辈值得我们敬仰。
二、“只许她打他，不许他打她”，冯氏兄妹在家庭生活中的这一“不平等条约”彰显了家风的和煦与温润，成为了一个值得传承的典范。
这是一段发生在九十多年前清华园内冯友兰家中的趣事。哥哥冯钟辽与妹妹宗璞在日常嬉戏中订立了一个特别的约定：“只许她打他，不许他打她”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清华园大师荟萃，学术与研究氛围浓郁。然而，卢沟桥事变打破了校园的宁静。在华北，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难以找到。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，冯友兰教授携家带口，举家南迁。临行前，他们尽可能地带走了能带的家当，踏上了漫长的南迁之旅。
抗战胜利后，全家“北归”，回到北平重新入住原来的家。在整理煤炉时，他们惊喜地发现，用白色粉笔写在黑色炉壁上的那十个字“只许她打他，不许他打她”依然隐约可见。母亲既好气又好笑，嗔怪地问：“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？”
这正是冯家的家风。年长者让着年幼者，男性让着女性。
在日常琐事中，他们遵循“只许她打他”的原则。而在读书学习时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他们互相帮助、争执辩论，共同进步。
据宗璞回忆：在西南联大时期，为了躲避日机轰炸，中小学都迁至乡下。学校与家之间有一段距离，宗璞与弟弟在同一所学校，往返学校的路上，他们会互相提问《红楼梦》的回目，弟弟说出上联，她对出下联，“我的文学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”。
三、年过花甲的宗璞创作长篇小说，过生日时收到90多岁高龄的父亲为她写的寿联，宗璞特别珍视这份特别的“生日蛋糕”。
1977年，冯友兰的妻子过世。此后的十多年时间，小女儿宗璞与女婿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。
冯友兰在晚年完成了一件令世人敬仰的著作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这是他80多岁开始创作的。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，他居然坐在轮椅上坚持笔耕不辍，视力不行时，就用口授的方式，以顽强的毅力写完了此书。为支持老人完成这一宏愿，宗璞扮演了多重角色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老人最后的几年，每到小女儿生日那天，老人都要书赠一副寿联。
我们在此欣赏老人给女儿写的最后一联：
“鲁殿灵光，赖家有守护神，岂独文采传三世；
文坛秀气，知手持生花笔，莫让新编代双城。”
这副寿联，充满了为人之父的冯友兰对女儿才情的肯定。不妨对“鲁殿灵光，赖家有守护神”作以浅解——我这小女儿真不容易、不简单。虽经抗战，经南渡北归，颠沛流离，经历十年动乱，如此艰难，但还是有学问有成就的人才。这个地方的“守护神”有特别的指向，也好解释，指宗璞的母亲。我们借用一段宗璞的回忆录原文：“我心中有几幅图像，愈久愈清晰。”“在昆明乡下龙头村。静静的下午，泥屋、白木桌，母亲携我坐在桌前，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。父亲从城里回来，看到此情此景，笑说“这是一幅《乡居课女图》。”
冯友兰在此，既肯定女儿的才气，又怀念自己的老伴。“教女有方”这可能就是一种“家风”。
再来看看“莫让新编代双城”。我们知道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，冯友兰身体渐衰，他以超人的毅力创作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这是老人最牵心的夙愿。
而此时已年过6旬的宗璞，除了在创作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《北归记》系列长篇小说，还要精心照料父亲的起居生活。
40多年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一个是作为父亲的90岁老人，终于完成了巨著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一个是60多岁的女儿，除了照料父亲之外，抽时创作她的长篇小说，这个系列小说荣获矛盾文学奖。
“莫让新编代双城。”既是对女儿厚望，又是对女儿精心照料自己，会不会因此而耽误了她的创作的一点歉意。
将门虎子，高雅温润，相互激励，双双成功。
这则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。
这则故事，可以传世，在世界学术史、文学史上也是一段佳话。
四、冯友兰为悼念妻子和小儿子所作的挽联，感人至深，引人深思。
季羡林曾言：“不完满才是人生。”
作为一代哲学大师，冯友兰亦是凡人，他同样经历了老年丧子的撕心裂肺之痛。1977年，与他相伴近60年的爱妻离世，老人晚年未再续弦。
面对儿子的英年早逝，他挥笔写下了一副挽联。
上联：“是好党员,是好干部,壮志未酬,洒泪岂只为家痛；”
下联：“能娴科技,能娴艺文,全才罕遇,招魂也难再归来。”
冯钟越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，毕业后志愿分配至京外边远国防系统工作，30年间辗转东北、西南，最终在陕西一个山区县的航空部所属研究所担任高级工程师、所长。他主持的课题研究成果曾荣获国防科工委“科技一等奖”。他是我国飞机强度试验领域的领军人物，不幸在
51岁的壮年因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。
冯老在挽联中写道：“洒泪岂只为家痛”，这是否意味着他想告诉世人：钟越啊，你的早逝不仅是家庭的损失，也是航空界乃至国家的损失。他堪比蒋筑英、罗健夫式的人物。我们应当关心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。
冯钟越不仅专业技术精湛，还多才多艺：热爱文艺，擅长诗词，酷爱书法与篆刻。因此，挽联中称他“能娴艺文,全才罕遇”。
让我们把时光倒流至上世纪80年代左右，对于冯钟越而言：母亲的离世，父亲步入风烛残年，他本人在清华园出生、成长，父亲是国内顶尖专家，他却依然坚守在西北山区的军工研究所。
宗璞回忆道：“小弟一生从未埋怨过任何人，也未曾埋怨过自己，这是他的美德之一。”
行文到此，我还想告诉青少年读者朋友：我们把时间退回20世纪50年代，用今天视角来看，冯钟越也是曾经的“京少”，也是“官二代”（冯友兰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），他也是“星二代”（冯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我国哲学界、文学界的巨星）。名门出身的冯钟越，丝毫不存在什么优越感，只有一个信条：党的事业高于一切。
学习品味冯友兰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挽联。再顺手翻阅儿子冯钟越所长的生平事迹，我边写边流泪。
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知书达理。民国初年，在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。她曾是河南女子师范的算术教员，1918年与冯友兰结婚，相濡以沫接近60年。
妻子过世，冯友兰撰写的挽联是：
“忆昔相追随，同荣辱，共安危，期颐望齐眉，黄泉碧落君先去；
从今无牵挂，斩名经，破利锁，俯仰无愧作，海阔天空我自飞。”
作为读者，我反复阅读，它不只是挽联，包含了人间大爱，也包含了大师作为凡人的儿女情长，这是他们良好家风家教的一种体现形式，对今人，对才疏学浅的笔者来说，还有阅读美文之感。
诵读冯友兰为悼念妻子所作的挽联，再细读其关于回忆任载坤女士的文章，我的直觉是：
她是一位大家闺秀，民国时期的名媛，一位贤惠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。她辅佐丈夫功成名就，教育子女方法得当，是亲友眼中值得尊敬的大姐、大嫂，也是邻里和社区居民公认的“居委会主任”。
她，完美地集这些美德于一身。
我摘录了宗璞女士回忆母亲的一段文字：
“在中国妇女温婉贤淑的天性中，往往蕴藏着极为坚强的一面，她们能够激励丈夫不气馁，引导儿女追求卓越，支撑家庭度过最为艰难的时光。”
冯友兰生深情款款，“我们共同经历荣耀与屈辱，安危与共，期望白头偕老”。她的一生“问心无愧”。这里的“共同经历荣耀与屈辱，安危与共，期望白头偕老”蕴含了深刻的意义。据宗璞女士所述，在她的家庭中，“父母感情特别深厚，从不争吵，一个致力于学术研究，一个专心于家庭事务，彼此默契配合，毫无隔阂，可以说，他们实现了上帝的意愿。”
拥有这样的妻子，丈夫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。
拥有这样的妻子，子女更有可能学业有成。
冯友兰与妻子的和谐关系、相互尊重，为子女树立了可见、可感、具体而贴切的榜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