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诗社“本原诗歌”研讨会在西安外事学院举行
1月13日，长安诗社“本原诗歌”研讨会在西安外事学院举行。30余名诗人、作家就“本原诗歌”这一理念的内涵特质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，探索新诗发展路径。
陕西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延河》杂志社社长阎安，西安外事学院校长黄藤，终南令社社长、诗人吕刚，《诗人文摘》主编、诗人之道，《延河》编辑李畑熠，诗人张念贻、李伟、李辉、张惠妹、戴鹏飞、张旭升、王悦、孔卯、霍艳萍，作家李凤阳、陈刚军等省内外三十多位诗人、作家应邀参会。诗人康雄虎，诗人、评论家宋宁刚，诗人、作家王刚主持会议。
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，新诗如何迸发魅力与时代共舞？长安诗社及《长安诗刊》创建人、西安外事学院校长黄藤在倡导新诗发展中，提出“本原诗歌”的理念。他从中国诗歌所走过的一路历程中回溯寻本，直至《诗经》，寻找诗歌最本原的特质与要素构成，倡导新诗回归思想性、形式美、意境美。即诗歌必须蕴含思想，保持高雅格调，必须坚持韵律，保持音乐性，必须追求意境，保持艺术性。以此更好地与读者达到共鸣，造就好作品，赋能诗歌发展。
秉承“本原诗歌”理念，长安诗社以《长安诗刊》为平台，聚合一批立志高远的诗人，创作了大量具有“本原诗歌”鲜明特质的诗歌，引领诗歌新风尚。2023年4月，长安诗社举办“重返《诗经》现场——新诗创新与发展的构想座谈会”，黄藤在会上作主题发言，全面阐述“本原诗歌”理念。12月，纯文学期刊《延河》以《寻找本来意义上的诗歌——在西安外事学院“重返<诗经>现场”讨论会上的发言》为题全文刊发主题发言，重磅荐读。
本次研讨会，与会人员围绕“本原诗歌”理念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探讨。阎安认为要寻找本来意义上的诗歌，这就必须回到诗歌这个文体的初心，即诗歌的文体属性到底是什么。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，诗歌的文体属性就是推动语言发展、赋予语言以灵魂，给予语言重建能力，是一种语言的极致建制。他强调诗歌对文学文化至关重要，如果我们当代诗歌坐不到当代文学的第一排，我们的文学也将无望世界文学第一排；吕刚认为诗歌要表现的东西其实就是思想与情感，它需要讲一点形式，讲语言的简洁，这很重要；之道认为诗人应该都是能独立思考的人，真正的诗歌应该是有普遍意义、有公共价值的独立生命体验；王刚认为围绕“本原诗歌”这一主张，应该更进一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诗歌的探索，为新诗的中国式表达找到新路径；康雄虎认为“本原诗歌”的理念蕴含大道至简的中国哲学，持之影响必远；张念贻认为“本原诗歌”理念在技术变革和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，对重新寻找诗歌的价值、审视人的情感与感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；李畑熠认为复兴诗歌诗学的影响力，就必须找到能够整全地打量时代的眼光和心灵的诗人，也只有这样的诗人群体才能发展本来意义上的诗歌。所有与会诗人就新诗的创作和体悟进行了交流。
早在2018年，西安外事学院就成立了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，立足于对华夏文化和希腊文化、希伯来文化、印度文化这四大人类最早的“本原文化”的研究，研讨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使命，探究如何在中外文化交融中光大中华文化新的高度和光辉。黄藤表示：“中国文化所有领域,几乎都有诗的痕迹，文学艺术都具有诗化特征。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,推动新诗发展对文化复兴意义重大。”他同时强调，“本原文化、本原诗歌的概念很大，其思想和学术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它们的目的绝不是复古守旧，而是要开新兴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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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本来意义上的诗歌
——在西安外事学院“重返《诗经》现场”讨论会上的发言
黄藤
（本文发表于《延河》2023年12期延河讲坛一栏）
今天我们聚在一起，讨论一个有可能出力不讨好的话题，就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问题。我们提到了“本原诗歌”“本原诗学”的说法，我先声明，这都是思考问题的一种维度，不一定那么严谨和科学。我觉得能公开讨论就很好，就非常重要。我想用这样的语言来概括：今天下午是一个既平常也不平常的座谈会。对于《长安诗刊》来讲，它可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《长安诗刊》是在两三年以前创办的，创办之际各地都在举行新诗百年活动。当时，大家都有两个共同的疑问：那就是新诗到底要走向哪里？新诗最终将会以何种面貌和这个时代共舞共荣？当时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，也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。在这种背景下，《长安诗刊》诞生了，创办的目的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，寻找和聚集我们时代的好诗人、好诗歌，每一位诗人自觉地用自己孱弱的肩膀共扛起新诗发展的责任，以此作为诗社和诗刊存在的意义。
一、本原诗歌之缘起
我记得，当时有两个基本的定位：一个是出一本诗刊，让它成为一个葳蕤的诗歌花园，尽可能的兼容并包，尽可能的百花齐放，尽可能的让各种风格不同的诗篇有其生存之地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观念里有“本原诗歌”冲动的人，在这个诗歌花园里，一定要让自己的诗歌，像珍稀植物一样，来点争奇斗艳的东西。或者说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诗歌写作，寄予了厚望，希望它能够成为这个花园里最为显耀的标志性植物。两三年过去了，我觉得有一些成绩。我们出了几本精装的诗刊，当时大家一致认为，纸媒已经弱化了其阅读功能，其主要功能是用来收藏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位诗人，在书架上，收藏一本印着自己的诗或者有自己欣赏的诗的刊物，纪念意义远远大于阅读意义。因为互联网的发展，真正的阅读往往发生在网络上，它以更快捷、更方便的方式在大众与知识精英之间进行。纸媒当然也有阅读功能，但这个阅读功能比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近乎对圣物的崇拜，显然日渐弱化了。所以我们把诗刊尽可能做得精美，做得漂亮，做得大家愿意把它存放在书架上，就像收藏一件流传于世的艺术品一样，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。
经过这几年的努力，这方面还是有成绩的，我们有很多诗人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，我们也出了几本集子。《长安诗刊》在诗歌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，大家对它有所了解，至少知道还有这么一本诗刊，知道西安还有一群人在做一件与诗歌有关的事。这个目标我觉得已经达到了，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做过一些尝试和努力，就是我们希望寻找本来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努力，不少人已意识到了，我们培植出的诗歌花园，长出的不同的植物，开出的不同的花，或者说代表我们自己的花，很多同仁都看到了。
二、本原诗歌之挑战
现代汉语诗歌要继续发展，我们就必须有新的思考、新的挑战、新的探索。也就是说，还是新诗百年时的老话题，新诗到底要走向哪里？到底怎么和现在的时代相融合？到底如何发挥在历史上、在现实中、在未来的美学影响？诗歌说到底，是诞生于心灵的奥秘的语言事物。它没有哲学那样严密的推理，也不像其他文体那样随意，它就是用一种特有的语言来阐发人们的情感，寄托人们的心怀，抒发人们的志向。如果说诗歌，是我们从心灵里诞生的文字，这些文字又和另一些人的精神和心灵是完全融合的，那么它作为一个有着灵性的媒介，在不同的心灵之间，不断地发生共振，通过这种共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、影响着我们身处的社会，以及我们自己所要抵达的语言梦想。
刚才熊英琴老师送我本书，大概翻了一下目录，里面内容从白话诗、律诗、新格律诗到口语诗，基本上把所有新诗的形式都谈到了。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，大家的美学追求也各不相同，这也使得诗歌的形式更加多元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没有任何可能，让我们再用一个固定的形式来规范新诗。人们不再把诗言志作为唯一的标准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体，古典汉语的韵律之美、典雅之美，可以有它的现代传承，也必须要有它的传承，但是如让平庸的鸡零狗碎的日常语言充斥满诗歌语言，变成现代汉语诗歌的单一调门，当做诗歌最后的发展方向，我想，那样诗歌也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，诗歌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，甚至消亡。百年新诗的发展，实际上多多少少有这样一些不良的，或者大家不期望的苗头出现。我们既然身处新诗的发展现场，在汉语诗歌的场域里探索、耕耘和奋斗，那我们必须正视或警惕这一现象，我们期待自身对新诗有所贡献，使得新诗能够有新的生命力，能够达成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目标，我们就要思考诗歌这一文体在历史上诞生的本来意义是什么。我想，这不是几个诗人，或者说哪一派诗人的想法，这大概是整个诗人群体，或者诗歌界共同拥有的愿望。愿望归愿望，理论上如何探讨，实践上如何完成，效果上如何呈现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不认为有什么明确的方向和结论。但诗歌从古体诗到近体诗，再到现在的白话诗、自由诗的发展过程中，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。之后诗歌的发展，从更深层次上讲，要和我们的社会现状有关。实际上，我们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：由农耕文明加速进入后现代文明，由古汉语加速进入现代汉语，诸如此类的冲突，造成了我们的文化裂隙。西方几百年发展的历史，在我们这里要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加速度追赶，使得裂隙短时间难以弥补。加速度是一种令人眩晕的速度，语言加速亦然。诗歌，一面社会之镜，受其困顿自然而然。我们的断裂是多重的。但最大最令人缺憾的断裂是与传统的断裂，无止无尽地朝西化方向上一边倒。所以要紧的问题，现在，我们有没有可能，使得诗歌这一特殊文体，在追赶各种西方潮流的困顿中突围而出？能够找到汉语诗歌自己的存在方式？我想我们无法给出任何标准答案，但是目标和方向还是可以确定的。《长安诗刊》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以后，我们想提出一种汉语诗歌逆向思维线路，就是我们能否在最开放的意义上讲“本原诗歌”和“本原诗学”问题。
三、本原诗歌之回望
本原诗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把思维方向整个逆转过来。过去我们顺着时间的箭头走，我们从古体诗到近体诗、到白话诗，我们是顺着时间线的方向在探讨新诗的发展。现在，我们不再朝前走，我们把它调个个儿，我们朝回走，我们找到汉语诗歌的源头、汉语诗歌的最初本原，看看这个文体的汉语人文本意是要干什么。看看我们过去的诗歌，是如何创作的，它后面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。我们重返过去，也就是用回望的方式来探索汉语诗歌新的诗学路径。
我们回望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回望，是为了找到诗歌最本质的东西。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！围绕着这个想法，长安诗社的诗人们开过几次会。我对诗人们说，咱们要做这么一件事——返回本原。很快各位诗人就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，还列出了几个提纲。我把我们的想法，给诗界的几位朋友说了，他们回答说，提这个问题一定要正本清源，这都探讨多少年了，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古体诗能不能再写的问题，而是现代汉语诗歌怎么完成它的最高的现代人文创造和使命的问题。是的，我们重返本原，不是要恢复过去的诗体形式，更不是要固化诗的格律格调，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白话文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以后的时代，重新倡导诗人都写古体诗和近体诗。但话说回来，我们也不反对有人继续写古体诗和近体诗，因为它是传统，是文化遗产。就像今天的秦腔、京戏、昆曲，有它存在的文化价值和社会需求。也有人热衷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我们没有任何反对的意愿。
那么我们究竟回望什么呢？我们回望，是想在古泉里发现活水。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到的最早的诗歌集子，就是《诗经》了。我们从《诗经》里看什么呢？当然看的是诗了，不过更要提醒的是，《诗经》里的诗，不仅仅是诗，还是歌，当时是要被歌唱的。《诗经》里的诗歌，大抵分三类：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。“风”里的诗，是民歌，人人会唱；“雅”里的诗，是贵族与朝廷歌舞时唱的曲子；“颂”乃祭祀之歌，是由宗庙的大祭祀唱给天神听的。《诗经》是全方位的，在民间，它是劳动之余的抒情；在朝廷，它是对时代的伦理政治的歌咏与讨论；在宗庙，它乃是天地与人的通灵链接。这就是说，《诗经》在民间、朝廷、宗庙都是被歌咏传唱的。《诗经》里的“经”字，就是把很多散乱的东西编辑起来，当然对于后世而言，它不仅仅是指“经典”之意，指的更是这些诗歌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影响力。
四、本原诗学之思想
从《诗经》开始，中国历代诗歌都有一个创作、传播然后到“经”即编辑呈现的过程。这些诗歌，从“诗”到“经”的历程，现在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，为何诗三百能成为“经”，以及后来的楚辞、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都有类似的影响力。而现在的新诗，就难有这样的影响力？我觉得这就需要我们问一问为什么，这更需要我们重返诗歌的本原。这些经典之所以流传下来，有其本原的要素：它的思想性。诗三百没有任何一首诗是不表达思想的。现在有很多诗人声明，我就是愿意没有任何意义地写诗，我也不想要读者知道我写的是什么，我的诗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这会儿，我就是想骂人，我就写个他妈的拉屎了，这就是我写的一首诗了。我想，我们是不会在《诗经》读到这样的诗歌的。
《诗经》里的诗歌，一定是要有意义，有思想的。无论这个意义是发自最底层民众的讽刺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，还是发自一个送别的感触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瞻望弗及，涕泣如雨”。没有一首诗不是为表达思想而书写的。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诗人们，至少在场的长安诗社、长安诗派的诗人们，把思想作为写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。就是我们既然写诗，就一定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，表达的内容、范围、见解、视角可以是多元的，但不能没有思想。诗人未必都要写家国情怀，但是无意义的、口水的、乏味的、猎奇的，我想不应该是本原意义上的诗歌的追求，这是对诗歌本质的误读。
五、本原诗歌之要素
所有的要素里边，形式是最重要的要素。《诗经》里的诗歌，大部分都是四言诗，而且都是押韵的。当然，时代在发展，我们不必要求每一首诗都严格地按照古体诗去押韵。但韵律，是诗歌美学的一部分。彻底没有韵律，还是诗歌吗？一种文体之所以被称为诗，就是因它有特定的体裁和形式。诗之所以不叫散文，不叫小说，不叫报告，不叫政论文，不叫哲学著作，是因为它不但分行，还有韵律。如果我们完全剔除诗歌的形式，美其名曰为“创新”，我觉得不能算“创新”。
诗歌必须有诗歌特有的技巧，正是这些技巧，形成了诗歌的魅力。《诗经》里面蕴藏了大量的写作技巧。《诗经》分了三个篇章，后来我们干脆借用这些划分，把它的诗歌技巧总结成“赋比兴”。这些写作技巧，或者古典汉语早期的语言修辞体系的确立，是汉语诗歌的美学原液，它不停地滋养着后世诗歌的发展，无论唐诗还是宋词，都沿袭并推进着这些技巧。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被动依赖现成语言，不创造新的诗性象征修辞体系。
另外，《诗经》的语言是精准的语言。里面的很多诗句，我们常常动一字而不能，诸如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“有位佳人，在水一方”等等词汇，如今还作为歌谣传唱着。我们今天的白话诗里，又有多少句子可以被人们拿来传唱呢？偶尔也有“春暖花开，面朝大海”这样的诗句满世界流传，但大多诗句仅仅在诗人们自己的圈子里流传，我们这就要考虑，是不是自己的诗歌语言，不够打动人心、不够精准造成的呢？
我觉得，诗歌艺术里，最需要的还有意境。一首诗，如果平铺直叙的，只会造成白开水般的乏味。诗歌如果没有任何意境的营造和表达，没有任何美感和想象，就很难成为一首好的诗歌。把本原诗归纳一下，那就是要有思想、有形式、有意境。
我们重返本原，是带着我们的思考重返的，我们在重回古人诗歌创作的心理路程。我们可以从《诗经》到宋词，也可以更晚，但是必须是经典，我们来体味这些汉语经典，我们从这些体味中来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的作品、我们自己的作品，重新激发起我们自己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思路。我觉得在传承的基础上再创新，我们可能就会创作出新的佳作。当我们的作品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声音，而是传承并共振于种族缘起的声音，这样就不仅能打动另外一个人的心灵，能跟他人共鸣，还能与更多的读者共鸣。这样，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诗音和自己应有的读者群。如果这种共鸣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么我们就找到更接近于本来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诗歌。
六、本原诗歌与本原文化
在今天这样的时代，任何问题，尤其是诗歌问题，特别难达成共识，诗人们更难达成共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外事学院这么多年，在学校教育上做了一些探索，就是把学生从简单的知识传授、技能培养、就业关注转移到人格培养上。我们开了两门通识教育的必修课，一门叫“关学与人文修养”，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就叫正蒙书院，大门前立了张载的像，他是中国关学的代表人物。写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横渠四句；我们开了另一门课，叫“古琴与音乐修养”，我们还开了大学生诗歌通识课。也就是说我们把儒家的诗、礼、乐三个文化培育的抓手，全部用上了。我们还建立了个团队，叫“正蒙导师”。这个导师团队不断地对大学生进行培训，已经进行有四五年了。我们现在进行会议的这个楼的旁边，就挂了一个叫“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”的牌子。什么文化是本原文化？我们认为中国文化、古印度文化、古希腊文化、希伯来文化等等，都是世界的本原文化。我们系统地从这些本原文化中学习，来寻求真理，寻求自己的方向。
目前世界科学高度发达，中国也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，人们的生活水平，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。物质富裕了，精神却开始出现它的不确定性、复杂性。大家普遍认为，近些年人的道德水平在下降，甚至有人论断科技越发达，人的道德越倒退。我想，这种时候，诗歌就有了它独有的伦理价值和人文功能。诗人们就要来填补这个由物质与精神冲突导致的裂隙。我们要推动整个社会，物质与道德双丰收。但这样的诗人与诗歌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！黄裕生教授，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，到我们学校做了很多场讲座，本原文化研究院是跟他一块建立的，他是院长。上海彭博新闻的一位记者曾采访我，你为什么支持黄裕生呢？我说，我跟黄老师之间说不上谁支持谁，我们都是一个人朝一个方向走着，突然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人，于是大家一块走，他也是这样的。是本原文化，这相同的理念，让我们走到一起的。
本原文化、本原诗歌的概念太大了，其思想和学术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一厢情愿，一蹴而就，但它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复古守旧，而是要开新兴今。
七、本原诗歌与新诗的愿景
我说过我们的诗社有两个目标，一个是包容的、多元的、来者不拒的，只要你喜欢诗歌，只要你关心诗歌，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稿子拿来发表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园，我们都给你找个地方，给你种起来，让大家来探讨和欣赏。另一个是我们仍然努力要写出自己的诗，创造出自己的美学果实，所以我说今天对《长安诗刊》来说，是一个里程碑般的日子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为自己这些诗歌植物的骨架、方向、目标、花型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理念，一个现在还没有实践的理念。这个理念，我们不奢望所有的诗人都跟我们想得一样，所有的诗人都照着我们的理念来实践，但我们找到一批同伴，找到这么一群人，肯实践这样的理念。现在，我们把这样一个阵地建立起来，我们希望志趣、理念、情趣相投的一批人，一块来这诗歌花园里开荒，种出我们想要的植物。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的植物，开出的花，不管你开的是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蓝的、高的、低的、矮的，是个性纷呈的，也是有独特的理念的。
今天的这个会议，我们邀请的诗人，并没有特定的目标，但是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梳理，我刚才和宋宁刚老师讨论的时候就说，我们要找理念、创作风格接近的一群诗人。当然，我们倡导大家有不同的观点，也允许大家不在这个队伍里，我们期望我们的探索，能有能力参与到我们时代的大语境中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的根本目的。
我们今天的艺术，我想离开了博纳古今中外的通盘考虑，我们的创新将会是无根的，这也是我们尝试着强调本原诗歌这个理念的核心意义。我们一定要有在传统和经典体系里学习和呼吸的本领。
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，是一个开端，是《长安诗刊》从创刊以来的第三件大事。第一件，是成立诗社，宣示诗社所要去奋斗的目标；第二件就是，我们做了三年的工作，做了一些探索，出了几期集子；现在是第三件事，我们要开始探索 “本原诗歌”。我们要寻找属于我们时代的本原意义上的诗歌，开启其理论和实践征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。我没有系统的理论，对诗歌文化史也没有专业的研究，今天就拉拉杂杂地选几个很个人化的观点，谈谈自己的感想，与大家进行一个初步的交流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谢谢大家！
